1990年的香港，油麻地的霓虹总浸在潮湿的雨里。当地刑侦队队长黎寒第一次见到美国警察靳寒声时，对方正盯着她的笔录本，用蹩脚的粤语开口“黎警官的字，像你一样，太硬。”他们在审讯室吵过，在茶餐厅抢过最后一块菠萝油，却在荃湾仓库的枪林弹雨中，看见彼此藏在坚硬外壳下的软肋。她发现他会把奶茶换成热可可，只为陪她熬过通宵查案的夜；他读懂她对着白玫瑰发呆时，眼底藏着的对母亲的思念。针锋相对的日子里，爱意像巷尾的青苔，悄无声息爬满心墙。直到跨境恐怖分子在九龙寨城边缘绑架了黎寒，靳寒声攥着刚买的白玫瑰闯进仓库。他用自己换下了她，只留下一封歪歪扭扭的中文信——这个德裔美国人的字迹里，混着“想请你吃三个月烧鹅”的笨拙，和“我很喜欢你”的滚烫。黎寒在医院醒来，信纸上的墨迹被眼泪泡得发涨。她边笑边哭，笑他把“人质”写成“人纸”，哭那朵没来得及插进花瓶的白玫瑰。后来，同事们常看见她抱着成束的白玫瑰，在油麻地的雨里游荡，对着空无一人的警车说“今天的云吞面，你肯定抢不过我。”红磡的雨还在下，只是那个总系错领带的美国警察，再也不会笑着骂她“疯丫头”了。